某一些电影，如果不去电影院看，那就等于浪费时间，比如《2012》。

　　银幕上的灾难，永远不会是真正的灾难，相反，它是一道盛宴。罗兰·艾默里奇有“灾难片之王”的称号，其实，这个世界上统共也没有几个导演专注于这个题材。幸好如此，要不然，那也将是灾难性的。从《哥斯拉》到《后天》，再到《2012》，艾默里奇完全是轻而易举地为自己贴上了标签，并且衍生出一系列关于灾难片的特征报告，比如宏大奢华的视觉特效，比如凌乱粗糙的叙事风格。
　　不过，还好，《2012》在叙事方面并不那么遭人诟病，开头天南地北地铺陈出若干条线索，整部电影下来，基本都能彼此联系起来。自然，正如灾难片一以贯之的，对于情节，我们不可能期待太多意外，故事所标榜的，永远是“人性”这碗冷饭。当然咯，毋庸置疑，“人性”绝对是最值得被热炒的一碗冷饭。
　　影片主线讲述灭顶之灾下离异的落魄作家柯蒂斯如何带领前妻和儿女实现成功逃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典型的好莱坞结构：一个有问题的世界对应一个有问题的个人。柯蒂斯在写作生涯中郁郁不得志，小说出版仅印行五百本，日间还要当俄国富商的家庭司机以谋生；前妻抚养孩子，爱情美满，一双儿女与后父亲密无间，同亲爹反而疏远，尤其儿子更是以为父亲忽视自己，成见颇深。当然，在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中找寻出口的过程中，个人的问题也将得到解决，鸳梦重温，父子相亲。儿子的名字叫“挪亚”，最终顺理成章地和父亲一起成为方舟的拯救者。而在一家人相拥而泣之前，为了避免累赘，后父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意外事件干掉了。
　　影片的几条副线同样以亲情为纽带，透过生离死别激荡起撕裂的悲伤和温暖的情绪。和主线相比，倒是副线的故事精致简练得多，比如黑人科学家和他在游船上唱爵士的父亲的最后通话，比如白人老头仿佛有所预感地给远在东京多年不联络的儿子打去一个电话，在孙女稚嫩的声音之后，他听到了城市崩裂的声音。两位老人驻唱的游船令人联想起另一出微型的世界末日——泰坦尼克号沉船。而在游船被呼啸的海水吞没之前，老朋友之间的心心相映和座下已近暮年的观众们极可能是有意识的对好莱坞式“美好的老时光”的缅怀。
　　很多年来，好莱坞电影已经为我们培养起了一整套充满戏剧感的人性观和逻辑理念：小人物是可以变废为宝的，大英雄总能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扫除黑暗拯救世界，而且，作为奖赏，他绝不会死去，末了还总有美人相陪。所以，即使是灾难片，面对天崩地裂，海啸吞城，火山爆发，孤胆英雄照样是孤胆英雄，绝不会减色一分，甚至会得益于灾难的严重程度而愈加散发出神话般的光芒。换句话说，灾难只不过是英雄的陪练。当然，我们所受的人性观训练不止人性的真善美，也包括人性的污点。我们看惯各种阴谋，最常见的是政府行为背后必然存在钱权交易、勾党结社、明抢暗杀，以及精英主义所导向的生命权不平等、草菅人命。不过这些终究会被英雄主义一锅端，结果就是，银幕经验饱和的我们变成天真与世故的混合体。《2012》只不过是极端题材下对好莱坞金律的再一次验证而已。不过也许因为题材特殊，影片的天真之处显得特别天真，世故的地方倒也不那么世故。
　　电影里那位慈祥的美国黑人大叔不怎么像总统，倒是很像一位牧师。而他最大的职能，在于和千万民众一起留守即将被吞没的家园（除他之外，留守的只有罗马教廷搭配意大利总理）。我想没必要太过挑剔美国一如既往的救世心态，好歹除了美国人，其它也没有谁有这样的兴趣和胃口。胖乎乎的白宫顾问做了影片里唯一的“坏人”，当然也没有多坏，他禁止平民上船的命令最终被打破，而影片末尾，在一船人的欢呼声中，他略显尴尬的表情像个幼儿园里落单的小朋友。
　　电影里比较新鲜的中国元素同样被放入普世系统中加以表现，杂拌着一些西方式的中国印象：造船和登船的地点在中国藏区，当海水向雪山席卷而来的时候，喇嘛大师正抚着一只中原茶壶巍然端坐于山门，缓缓起身，敲响最后一下钟鸣。另外，中国人制造诺亚方舟，足以成为《2012》在中国观众眼中的一个兴奋点。影片里，白宫顾问参观已经完工的三架方舟，赞叹，太佩服中国人了，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这东西造出来。这里可以品出一点戏谑的意味，往严肃里讲，多少跟“世界工厂”的刻板印象有点关系。说得准确一点，并非“中国拯救世界”，而是“中国工人拯救世界”。
　　灾难片是美的。
　　这种说法很怪，就创作主题而言，灾难片实在没什么太多可期待的，但画面的震慑之美始终是这一题材最大的卖点。当我们透过银幕目睹黄石国家公园里火山群的瞬间喷发，可能控制不住要发出同电影里那个疯疯癫癫的秘密电台DJ一样的惊呼：“太美了！我舍不得走！”至于它有多少惊吓效果，也许只能根据心理承受能力的不同因人而异，就我个人而言，从来不相信灾难片有什么确实的教益作用。而当我坐在电影院里，花了几十块钱的票价，紧紧捏着手心一口一口吞下这两个半小时名为灾难实则是幸福的视觉大餐，忍不住自嘲地想一句：我跟那个疯子，又有什么差别？